林思民（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
翠綠的箭竹草原在稜線上開展，這裡是八通關古道。春寒料峭的三月天，師大生科系的呂光洋老師率隊親征，再度對台灣高山地區的山椒魚展開調查。跟在老師身後的是賴俊祥博士，以及即將邁入研究所生涯的阿傑和崇瑋。「呂老師的體力真的是太好了！」阿傑與崇瑋事後跟我說，「在山上那幾天，連我們都跟不上。」
這個活力旺盛的探勘隊伍其實橫跨了老中青三代。呂老師是我攻讀學位時的指導教授，而在多年之後，阿傑跟崇瑋成為我的第一批研究生。「山椒魚在高山地區出現的地點都很特殊，沒有老經驗絕對找不到！」呂老師說，「我倒是希望在退休之前，這些野外工作的棒子有年輕人可以接下來。」
去年是呂老師成果豐碩的一年。觀霧山椒魚、南湖山椒魚、翠斑草蜥、鹿野草蜥，在2008年一年之中，總共有四種新的台灣兩棲爬行動物在國際期刊上發表。其實不僅僅是兩棲爬行動物有這樣的成果。台灣的褐色叢樹鶯、畫眉、五色鳥等等，也都陸陸續續被發現是獨立而特有的物種。照這個樣子的速度下去，台灣或許還會冒出更多尚未被發現定名的脊椎動物。每次我們認為已經是「最後一個未被發現的物種」，似乎馬上就有更多的新物種被發現。這些結果顯示，即便是在像台灣這種歷經高度開發、地小人綢的島嶼上，基礎生物多樣性的探索仍然尚未完成。
發現的物種越來越多，但是有能力發現新物種的專家卻越來越少。阿傑和崇瑋算是同儕之中的異類，他們從大學、甚至高中時代，就展現對野外工作的高度興趣。但是在同樣年齡層的學生之中，只有越來越少的人願意投注在傳統的生態演化研究領域。拍鳥的、看鳥的人一字排開，人人拿的都是頂極的望遠鏡和鏡頭，但是卻沒有人進行長期的基礎生態研究。網路上拍照的人越來越多，照片的品質越來越好，資訊的傳遞也越來越迅速，但是願意潛心於學術研究的人卻越來越少。在其他動物還沒絕種之前，「分類學家」首先就成為瀕危物種了。
在國內大專院校的生命科學系之中，教授傳統分類學課程的系所已經越來越罕見。大多數的科系以分子生物學掛帥，學生進了實驗室之後，接觸的是纖塵不染的試管架和無菌操作箱。大部分生命科學系的學生已經沒有能力分辨槭樹和楓樹，沒有能力分辨麻雀和白頭翁，甚至沒有能力分辨青蛙和蟾蜍。過去生物系所培養的畢業生必定具備著完整的野外工作能力，但是在這一代，實驗室內取而代之的是DNA、蛋白質、各式各樣的離心管和酵素。我們甚至利用這些尖端的科技創造出攜帶著蜘蛛基因的玉米，然後把它們再重新播種到野外去──而做這些事情的人，對野外發生的自然現象是全然陌生的，甚至他們可能根本沒有修過生態學和演化學的課。
這幾年，數間老字號的生科系所陸陸續續開出動物分類學或植物分類學的教職缺，然而應徵的人數卻遠遠不及分子生物學與細胞生物學領域。部份系所的職缺還空在那兒，找不到人可以銜接。比較解剖學的課程在過去是許多生物系學生又愛又恨的必修課，但是如今大多數的系所連這門課都開不出來。報考生態與演化研究所的考生人數越來越少，許多主攻生態領域的系所在通知所有備取考生之後，員額仍然沒有辦法補齊。老教授們早就感受到這樣的衝擊，而最近，連我們年輕的研究者都受到影響了。
即使在著重生態演化領域的研究所，學生的思惟也逐漸在改變。分子生物學技術的廉價與普及，讓我們得以利用越來越精準的方式，去推測野生動物的生活形式。牠們晚上去過了哪些地方，留下了哪些痕跡可供DNA鑑定？雄鳥背著老婆找了誰，而雌鳥又趁著老公不在的時候，做了什麼事情？既然這些問題都可以透過DNA得到解答，那麼野外工作的重要性，似乎對學生就不是那麼重要了。大部分的學生進研究所之後，都希望可以接觸到分生的題目，畢竟對他們來講，操作實驗室的東西，才是有「競爭力」的表現。野外細火慢燉的傻工夫沒人要學、沒人願意做。老一輩生態學家的野外工作能力，就如同原住民的老獵人一樣，正逐漸從新一代的身上逐漸消失。穿登山鞋的學生越來越少，穿實驗衣的人取而代之。
2002年之後，國際間甚至流行著一個叫做「生命條碼」（Barcode of Live）的新玩意兒。利用分析物種的同一段DNA序列，未來將可以用這種方法鑑定所有的野生動物，就像超級市場商品上的條碼系統。科學家們一直幻想著未來一個手持的野生動物辨識器：「PDA的大小，鋰電池，彩色液晶螢幕，放在上衣口袋。抓到一隻蛾，刮點鱗粉下來，撒到辨識器的感測器裡面，它立即可以告訴你那隻蛾是誰！」好吧，我們實驗室也不能免俗地參與了這樣的計畫，定序了全台灣所有兩棲爬行動物的DNA序列，作為基因庫的基礎資料。但是，在計畫結案之後，我仍然希望學生們能夠去數數蜥蜴的鱗片，聽聽青蛙的叫聲，而不要只是看著自動定序儀上的DNA訊號，然後交由「電腦告訴你」牠的屬名和種名。
傳統分類學與生態學的式微，到底有什麼不好？我也說不上來。大專院校少開幾堂課，台灣少了幾個研究苔蘚、研究榕果小蜂的專家，好像對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構成損失，好像也不影響任何一個國家公園的執行政策。只是，我們知道環境在遽變，物種在減少。有人說，全球的生物多樣性，就好像上帝送給我們一整套精裝巨著的百科全書。全球暖化與雨林的破壞，不斷地焚燒著這些過去留下來的恩賜，就像是燒書的行為。而今，願意從事分類學和生態學的科學家卻也越來越少，我們不禁想問，現在的人們，連搶救書籍、翻閱書籍的慾望都消失了嗎？
大環境的價值觀逐漸在改變，這個我們很難去強求。然而，在最近這一兩年，我跟幾位年輕的教授似乎達成了某些程度的默契。在一堂又一堂的課程之中，只要有少數學生被我們所影響，多看看野外的東西，多聽聽野外的聲音，用放大鏡和顯微鏡取代實驗室的化學試劑，那我們就算是成功了一小步。形態學、生態學和分子遺傳工具，應該要是彼此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聽聽呂光洋老師語重心長的話語：「你們年輕的教授，還是多帶學生去野外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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